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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40周年。
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原稿由时任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撰写，后经数度修改，最终以《光明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40年，我们共同见证了什么？
近日，《华西都市报》记者专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胡福明，他说：“这篇文章是时代的产物是为历史转折服务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主要作者胡福明：
这篇文章是时代的产物
是为历史转折服务的
胡福明，年7月出生，江苏无锡人。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年毕业后，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年到江苏省级机关工作，年退休。
一段大历史之下
胡福明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40周年。
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原稿由时任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撰写，后经数度修改，最终以《光明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成为党和国家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影响和推动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
年，正是转折年代的前夜。胡福明这时还只是南京大学政治系的一名普通教师。那年夏天，妻子住院，他在病房走廊的灯光下翻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寻找论据，准备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党和国家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
40年，弹指一瞬。
年4月29日，在南京寓所里的书桌前，一头银发的胡福明回忆道：“没想文章发表后会有这么大反响，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文章的理论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我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把它写了出来。”胡福明说，文章产生的能量，并非是他的功劳，只是因为顺应了时代要求。“时代是思想之母，这是时代的产物，它是为历史转折服务的，我写了这篇文章，来推动这个历史的大转折，只能说摇旗呐喊，这个作用我起到了。”
胡福明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关天舜摄
医院走廊
胡福明好抽烟，今年已经83岁的他，每天可以抽两包香烟。他说，知道抽烟不健康，但“相比怕死，我更怕不能思考。”
勤于思考的胡老，兼具牢固的记忆力。就像他自己说的，这几十年的事情和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提出了“两个凡是”。在胡福明看来，这种说法简直“不可思议”。
“如果承认了它，那就意味着中国寸步难行，我开始认识到，阻挠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胡福明说，“我想了很久，决定批判它，古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笔和嘴巴两件武器，所以我决定拿起笔来。但我没跟同志们商量，决定一个人写，文责自负。”
年7月初，胡福明便把文章的主题、结构确定下来。但此时，妻子张丽华在体检中查出肿瘤，医院手术。为了照顾妻子，他只得上午到学校讲课，医院进行陪护，医院走廊过夜。
“于是，我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医院。”溽暑时节，胡福明借着走廊上的灯光，蹲在地上，趴着凳子，把里面一条条关于实践的理论论述找了出来。
“前后找了近20条，我仔细阅读、排列后，开始列提纲，写了多字，过了一周，妻子出院，我继续在家写，前后修改了三次。”
年8月下旬，文章写好了，胡福明拟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字。
胡福明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要用，请你作些修改”
年9月初，胡福明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记者王强华。
他们两人是在4个月前江苏省委党校开的一个理论讨论会上认识的。当时胡福明在会上发言，指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并批判了“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的论调。王强华赞同胡福明的观点，并跟他约稿，但没有出题目。
因此在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胡福明就想到了王强华。
文章寄出去后，直到四个月后的年1月，胡福明才收到回函，里面有这篇文章的两份大样，大样注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还有王强华的一封亲笔信，胡福明记得他在信上说，他最近出去了，不在北京，回来后看到我的稿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说什么，我们知道，要用，请你作些修改，“不要使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论的感觉”。
“这是要求理论上更完整、严谨，不要让人抓住把柄。”胡福明说，稿子来回修改了多次。后来王强华来信对文章的修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更贴近现实，更有战斗力。
当时没有传真机，文章大样的来往都是靠邮局，一篇即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字就这样在进出光明日报和南京大学的邮递员间传递着……
“本报特约评论员”
年4月上旬，经过近3个月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原定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上发表。但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完这篇文章后，觉得放在哲学副刊发表可惜了，作为重要文章，要放在头版发表，影响更大。
恰此时，胡福明要到北京参会。4月13日晚上，胡福明到北京的第二天，杨西光便把他请到光明日报，在座的有王强华、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
杨西光请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讨论胡福明的这篇文章。“大家讨论了很多，杨西光最后讲了修改意见，我归纳起来是两点。”胡福明说，“第一点，要增强针对性、现实性，提高战斗力；第二点，要仔细推敲，防止授人以柄。”
在北京参会时，光明日报的驾驶员白天把他修改的大样拿走，晚上，驾驶员把重新排版后的大样拿回来，他接着修改。北京会后，胡福明搬到光明日报招待所，继续修改。“杨西光很重视这篇文章，把它作为改变当时《光明日报》面貌的开始。”胡福明说。
五一节将近，胡福明临返南京前，杨西光对他说：“这篇文章还要请中央党校的同志帮助修改，最后要请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审定。”
而后，文章又经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等人的斟酌修改，最终于4月27日定稿。
为了扩大影响，这篇文章先在中央党校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刊出，篇末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做了些修改。”
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发。在此之前，杨西光曾同胡福明商量：“文章公开发表时，不署你的名字，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是你自己投稿的。我现在就聘请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怎么样？”胡福明当即答道：“很好，只要文章发表了，能起更大的作用，目的就达到了。”
资料图
文章刊发后，新华社当天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紧接着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拉开了序幕。
“至此，我发现这篇文章，已由我的个人行为，发展为全国主要新闻单位的联合行动了，是要向‘两个凡是’发起全面进攻了。”胡福明说。
“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相比胡福明的原标题，《光明日报》刊发时加了“唯一”两个字。
“标题上加的‘唯一’二字，是何人所加，长期说不清，现在查了原件，是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三人改稿时所加。”胡福明说，原稿中的“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包含“唯一”的内容，题目加上“唯一”两个字，更有分量，读起来更有气势。
认真读罢见报稿，胡福明说他的结论有两点：一，文章的基本论点没有变，仍然是“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实践标准批判“两个凡是”；二，光明日报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等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老师等对文章修改得好，都提高了文章的水平，增强了战斗力。
胡福明强调说：“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胡福明解释说，“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而在修改过程中又融入了集体智慧。”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5月11日光明网评论员发表时评如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何能瞬间点燃思想解放热潮
年5月11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一版刊发。
这篇文章历时七个月修改，增删十数次，直接或间接参与的理论、新闻界人士数十人。在某种意义上，它所讨论的问题的方式和突破口，已经在中国知识界酝酿已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特定历史节点的再度显现。在更大的历史视野内看，与其说它的诞生是石破天惊，还不如说它的出现是历史所向。
也正因为如此，它瞬间点燃了中国社会解放思想的热情。刊发后几个月间，上百报刊转载，同主题理论文章达到数百篇，各省、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表态支持。从基层到高层，从新闻界、理论界到社会各界，各种讨论形成了巨大的混响，最终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上达成了共识，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恰因为对中国历史、中国现代化的症结有所透视，这篇文章及其引发的大讨论才获得了超越历史的力量，观照当下的能力。
它挑战了中国历史上常出现的思想禁锢，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导出解放思想的合理性和政治正确性；它将潜流变为潮水，将思想解放外化为社会开化，塑造了一种改革突破之前必有思想突破的传统；它受到了无数反驳、质疑、怒斥，但这种人人开口的争论本身，也成为它所推崇的思想解放的一个侧面；它让中国眼光对标世界视野、让曾经的“圭臬”接受常识拷问，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经由这场解放思想的大事件，中国社会的自我认知、外部认知、对社会发展逻辑的认知都发生了深层变化。深圳蛇口树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广告牌，而不必担心犯思想罪；北京首钢开启“利润留成、放权让利”的改革，再不必担心以私犯公。40年来，真理标准讨论所形成的思想解放共识，已内化成了中国人的认识基础、精神力量、社会责任，培育出了敢试敢闯的创新思维、开放自信的国民心理、竞争共赢的社会意识、破除积弊的思想魄力，强有力的推动着中国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演进，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过渡。
它成为了撬动改革开放的思想杠杆，成为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以哲学语言展开的政治宣言；它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获得了不仅广泛而且坚实的认同，树立了在未来改革关口破路前行思维模式；它使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回归“实践”，开启了理论创新与实践检验的良性互动。回顾40年来中国改革在关键节点的争议和讨论，都能看到真理标准讨论所塑造的原则。
年，中国改革面临新的瓶颈，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对“姓社”、“姓资”进行了厘清，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深刻阐释，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精神的一次盘活，是对实践标准的再次重申。随后几十年中，改革亦有春潮带雨、亦有乱云飞渡。在更加精细化、更加具体的改革争论中，比如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治理改革，都在以不同方式、不同规模复盘着真理讨论模式。这些改革的迂回、试错、前行，都在更长的时空内呈现着“实践检验”的力度。
同样，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也正在经历最广阔意义上的“实践检验”，其结果将在较长的历史周期内反馈。正如新时代中央“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的号召，任务更为复杂的中国当代改革，应更加透彻地吸取真理标准讨论的精神力量、更加深刻地认识这场讨论对中国问题的剖析、更加充分地依靠这场讨论形成的社会共识，以解放思想凝聚思想、以实事求是寻求合力，让开启改革开放的巨大力量，再次为全面深化改革赋能。
这正是我们定期回望、不断重温这篇改革开放宣言的意义。
来源/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光明网、传媒茶话会
作者/王国平、张路延
编辑/李凌霄
美编/李凌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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