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年起，任重庆《时事新报》、台湾省报《新生报》及上海《现实》杂志等三家报刊记者，并有多篇报道在《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报》发表。王火的多篇独家专访以及抗战报道不仅在当时受到社会 年，复旦大学在重庆招生。那一年，报考复旦新闻系的人数竟达人，而复旦大学当时全部在校生才多人。在录取的30人中，王火考了第七名。在复旦新闻系，陈望道、萧乾、储安平三位教授对他影响最大。陈望道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他倡导新闻系的同学要有能在茶馆里写作的本事，应当写得快写得好，要养成在条件差的环境中写作的习惯。年6月，王火大学毕业，做了陈望道的助教。[4]萧乾是第一位赴欧洲报道二战战事的中国记者，教的是“英文新闻写作”课。王火至今仍然记得，萧乾爱和学生交谈，有一次在课间谈新闻写作时说：新闻每每写作出来时有生命，时间长了，生命就消失了，因此，写新闻时，要注意加点“防腐剂”。所谓“防腐剂”就是指其中的文学价值、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等。这些教诲让王火受用终身。王火毕业后，经常与萧乾书信往来，家中书橱中有许多萧乾送的书，萧乾也多次向人夸奖说王火是他最好的学生。[5]王火说，他当年的职业理想并不是当一名作家，而是要像萧乾、“大兵记者”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公平正义鼓与呼。储安平教授开的课名为“报刊评论写作”，其所创办并主编的《观察》周刊在当时社会上颇有影响，很多同学都慕名而来听课。王火至今还记得储安平评点自己的评论文优缺点时，强调“语不惊人死不休”观念的情景。[6]
当时中国销数最大的报纸《新闻报》总编辑赵敏恒同时也是复旦新闻系的教授，王火在为系主任陈望道做助教时，也常接触萧乾、赵敏恒等教授。大学期间，王火写了不少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在《新闻报》上发表。年春节后，赵敏恒在与王火交谈时，还希望王火考虑去《新闻报》做记者。[7]
同时任三家报刊记者
抗战胜利后，王火由重庆回到上海，复旦大学也由重庆北碚迁回上海江湾。当时还是学生的他兼做三家报刊记者：新闻系曹亨闻教授在上海办的《现实》杂志记者；新闻系王研石教授任总编的重庆《时事新报》“上海、南京特派员”记者；复旦新闻系同学史习枚（歌雷）任副主编的台湾省报《新生报》“上海、南京特派员”记者。他用“王火”、“王洪溥”，“王公亮”等多个名字，在报纸上发表新闻特稿。王火名字的意思是，熊熊烈火烧掉旧社会。
大学毕业时，王火面临几项选择：陈望道先生指名要其继续担任助教；他也收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邀请函，并申请到了奖学金；国民党官方的南京中央通讯社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王火最终选择做一位自由新闻人。《我所看到的陇海线——换车误点旅客饱受辛苦，沿路碉堡使人触目惊心》等通讯、特写不断在重庆《时事新报》、上海《现实》杂志等报刊发表。由于王火常用笔名（如公亮、巩亮、马力、虚舟田原等）发表散文、小说、评论，当时还有读者写信到复旦大学，称王火为“教授”，其实当时他大学还未毕业。[8]
王火写新闻稿几乎都不打草稿，一气呵成。这种对文字的敏感和把控力，跟他自小对文学的爱好分不开。王火回忆说，他父亲有很多藏书，从小他就读到了《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后母吴德芳妈妈也常给他讲一些世界名著。[9]采访时，王火注意求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时，王火不仅数次对话李秀英夫妇，还实地勘查验证。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另一位幸存者陈福宝时，他同检察官跟着陈在南京指领了好几处埋人的地方，还雇了很多人来挖，亲眼目睹了挖出来的成堆白骨。[10]认真的采访作风，加上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他的报道也极具现场感。如《访问胡适博士》（年4月3日 台湾《新生报》）中，开头是这样的：“3月27日是国代报到的第十日，人数比较踊跃了些，上午的时候报到处的新闻记者们显得非常忙碌。而被包围的目标之一便是传说准备也要参加竞选副总统的胡适。他进门时故意压低了帽檐，借此避免引人注目，却又未曾如愿。签名的时候，水银灯正对着他的脸部，他说了一声：‘啊！好亮……’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胡博士又幽默地解释了一句：‘我是刚进城的乡下人。’大家又笑。填表时，在年龄一项，他默算了一阵子，才填作‘五十八’。填好表，记者群随他到休息室，于是一问一答开始。”如此现场感很强的文字常见于王火的报道中，《战犯酒井隆伏法记》里，酒井隆被执行枪决的场面如同一幅立体画，给人以如临其境之感，如“（酒井隆）下车后，态度勉强矜持，但脸色已如黄蜡。行刑者为国防部警备区三营九连少尉周文杰，自囚车上扶酒井隆下车，各报记者纷纷上前拍照，酒井隆还略作笑容，被摄影后即在两列武装士兵警戒下，抵达刑场草地。酒井隆向南立定，周少尉掏出驳壳枪，先向其背中心一枪，接连又向左背肋心脏一枪，酒井隆即向右前方仆倒，旋自动翻转仰卧，两腿平伸，双手握拳，上臂微屈，面部狰狞，两分钟后遂告气绝。由于日寇侵华烧杀奸淫之暴行，南京人民体会特深，故当见到战犯受到惩罚，周围满山满岗群众鼓掌达两分钟以上。”
王火采访还善于追问。年夏天，王火以重庆《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身份前去采访在上海江湾的日俘收容处。这群在江湾的日本官兵状态怎样?中方已遣返了多少日本人?王火带着疑问，找到当时出来受访的“日本徒手官兵”管理处长王光汉，这个矮矮胖胖少将的回答令王火心头一紧——“7年的事我们打算10个月干完，现在已经送走很多日本人了。”他描述有的日本人在遣返船离岸时竟高喊，“我们要回来的，你们等着吧!”王火意识到，低声下气的战俘只占一小部分，更多日本兵养成了以征服者自居的不可一世性格，“他们认为投降只是天皇权宜之计，是为了避免本土遭受更严重破坏，以备将来重振国威。”王火继续追问王光汉：日本宪兵个个手上沾满鲜血，竟连罪大恶极的也不惩办?但对方以“这不属于我的回答范围”来搪塞。当天中午，王火赶到虹口唐山路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找到一位张姓少校翻译，请他帮忙组织一场日侨座谈会。最后，来了两个老年男人和6个中青年女子，多数为在苏州经商的日本侨民。几个日侨先表示感谢中国的宽大，然后称这次战争是受了军阀之骗，“投降前，我们总以为日本海陆空军都是世界第一，没想到突然就战败了!真是受骗了!”王火立即在现场反问：“世界第一就该侵略别人吗?你们只认识到受骗，却没意识到侵略有罪，认识不到中国被你们烧杀成什么样子!你们带着现在的这种思想回去，将来说不定国家强大了，又要扩军向外侵略!”[11]王火当年的追问，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采写多篇独家报道
这一时期，王火的采访对象有不少是名人要人，有的还是独家报道。这也得益于他父辈的关系。
年10月4日，重庆《时事新报》第三版发表了王火（署名王公亮）对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专访及于右任的六首新诗词。于右任是王火父亲的故交，抗战前，他曾随父亲多次到于右任家做客，称其为“于老伯”。时隔九年，年9月26日，王火以记者身份来到南京城北宁夏路2号于公馆。当时，于刚从新疆返回南京。这一年7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新疆省政府成立，于是去监誓的。王火回忆说，可能因为过去的关系，年近七旬的于右任对他特别亲切慈祥，采访很顺利，回答了他此次新疆之行的一些情况、对张治中主政新疆的看法、汉族与维吾尔族通婚等问题，还谈了对新疆未来的看法。于右任说，“今后的新疆，一定会走向和平的大道。但是，我们该注意的是中国是世界上的一部分，新疆又是中国的一部分。和平不可分，中国既然要受世界的影响，新疆当然也会受到中国的影响。”于还将他新填的词《青杏子·迪化和平大会后作》手抄稿送给王火，“大地现光明，睹天山洁白层层。何人创造新生命？和平万岁，万岁和平！”采访结束前，王火又向于右任要了另外五首新疆之行的诗词。王火对于右任的专访特稿连同这六首诗词一同刊登在《时事新报》上，受到了许多读者的 年4月3日，台湾《新生报》刊出了王火写的国民大会人物特写《访问胡适博士》。胡适当时是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国大代表。在王火的记者生涯中，采访胡适是他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胡适一贯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尚未毕业的王火竟成了当时唯一一位采访到胡适的记者。社会上有传言称胡适要竞选副总统，甚至成为总统候选人。南京蒋政府“国民行宪大会”期间，应重庆《时事新报》王研石和台湾《新生报》歌雷之邀，王火在会上见到胡适并与他约定了采访时间。问了他对这次‘国大’的看法、对蒋介石的看法等，最关键的是他对副总统竞选的态度，胡适告诉王火，他绝不会参加副总统竞选，非常坚定地回应了社会上的流言，所以这句话被王火做成了副标题。
这一时期，王火还采写了一批抨击时局的报道和文章。年，王火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孰令为之》的文章，矛头直指国民党和三青团在大学里横行霸道的恶劣行径，要求反动党团退出学校。年5月4日，上海法学院学生为纪念“五四”运动，前往北四川路一带张贴标语，遭警察殴打，有两人受伤，造成罢课。复旦、交大等30余校代表组成“上海学生‘五四’事件后援会”举行声援，并进入上海市政府请愿，同上海市长吴国桢进行了五个半小时的谈判。王火采写了《泛滥京沪的学潮》，发表在同年5月27日的重庆《时事新报》上，写出了吴国桢站在反动政府一边，再能言善辩也无法阻止学潮扩大的看法。同年11月22日，重庆《时事新报》又刊发了王火采写的《上海在不景气中》、《苦难中的江南造船厂》、《水电事业看上海》、《匮乏之城——上海近况巡礼》等报道，较全面地反映了上海经济已经到了总崩溃前夕的状况。
用笔记录抗战历史
在王火的记者生涯中，抗日的人与事是采访重点，他是第一批报道南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新闻记者之一。
第一个采访报道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13]
年2月，王火前往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采访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快近中午时，一位满脸刀伤的少妇，用围巾半遮着自己的脸，在丈夫的陪同下走进法庭，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证。她就是李秀英。年12月，侵华日军大举进攻南京。那时的李秀英因怀有7个月身孕，丈夫躲到乡下去了，她与父亲一起躲进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美国教会学校地下室避难。一些日本兵发现了要强奸她，她为了不受侮辱，一头撞墙，头破血流昏死在地，见状的日本兵走了。但她醒后，又来了三个日本兵，其中一个上来动手，她自小跟父亲学过点拳脚，就同日本兵搏斗，结果脸上、身上被剌了37刀，日本兵扬长而去。李秀英被父亲送进美医院抢救，性命留住了，肚里胎儿不幸流产。当时在南京的好几位西方人士对此有详细记载，其中美国人约翰?马吉拍摄的李秀英受伤照片，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南京军事法庭审判主犯谷寿夫案中，李秀英出庭作证。[14]
王火说，审判战犯前，当时的军事法庭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张贴布告，希望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出庭作证，但出庭作证的女同胞不多。原因是她们受害后，碍于面子，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惨痛遭遇。而且，日寇先奸后杀，老幼不分，全家灭门的太多了。李秀英受害后，能在丈夫陪同下，主动出庭作证，引起了王火的注意。庭后，他主动约李秀英采访。李秀英的叙述深深打动了王火。
包括李秀英在内，王火访问了一批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见证人，写满了厚厚几本笔记、拍下不少照片。年，王火在上海的《大公报》和重庆的《时事新报》上，以笔名“王公亮”同时发表了长篇通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中的三个幸存者》，报道了李秀英等3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不幸遭遇。另外两名幸存者一个叫梁廷芳，刚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归来。他是南京保卫战中一个担架队长，上尉军衔，城破后逃进“难民区”而被清理出来，押至下关中山码头，在日寇架机关枪集体屠杀时他负伤跌入江中拼死顺流而下游到对岸脱险。另一位幸存者陈福宝，南京大屠杀时他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挖活埋坑时，因人小无力气被日本兵抓起来猛摔在地，当满面是血晕死过去，半夜才苏醒过来。在公审日酋谷寿夫前，陈福宝曾带检察官陈光虞等到五台山下寻找指证当年日寇活埋中国人的地方，挖出了一批发黑的骸骨，王火是在场的记者之一。王火的报道，真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揭露了日军的暴行。
报道日伪头目受审
抗战胜利后，王火采写了一系列日伪头目受审、伏法的报道。有日本战犯酒井隆、谷寿夫、冈村宁次，也有头号女汉奸陈壁君、大汉奸周佛海、“76号魔窟”魔头丁默邨、工商汉奸梅思平、老牌汉奸梁鸿志等。
年9月18日，王火在《时事新报》发表了《战犯酒井隆伏法详记》。酒井隆是抗战后我国处决的第一个日本师团长级战犯，王火的报道，真实记录了酒井隆在南京雨花台伏法时的场景。当作恶多端的酒井隆被押下囚车步行刑场时，满布四周山上之无数观众欢声雷动，热烈鼓掌。酒井隆被行刑后，群众鼓掌达两分钟以上。外国记者观看后也连说：“Good!”
年2月10日，重庆《时事新报》发表了王火采写的特写《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受审详记》。南京大屠杀中残害我中国军民最多的是日军第十六师团，其次是第六师团。第十六师团长中岛因病死而逃脱了公审。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于年12月20日傍晚，骑马提刀率先带兵破城入中华门，并向部下宣布“解除军纪三天”。他本人也因强奸、杀人，犯下了滔天罪行。王火年曾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连续参加公审这个杀人魔王。谷寿夫在法庭上面对许多骷髅仍然狡辩称，他是军人，奉命来华作战，不应负破坏和平及支持侵略之罪。他的部队在驻防期间，防区内没有发生过屠杀、强奸、抢劫等事件。包括李秀英在内的一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出来作证，当庭露出被刀砍刀刺的伤痕作血泪控诉，也有外国证人出庭提供了证据。中华门外谷寿夫部队驻防区的“万人坑“中挖出的尸骨上均有刀砍刀刺的痕迹，南京大屠杀中日军自己拍摄的屠杀照片中，军人的符号是第六师团的。这些铁的证据，让谷寿夫的狡辩显得苍白无力。
大汉奸受审伏法，同样受到公众
[4]王火 我为陈望道当助手 《人物》年02期 第35～38页
[5]王火 难忘萧乾先生 《四川统一战线》 年03期 第12～15页
[6]王火 忆复旦教授储安平 《黄河》 年04期 第27～30页
[7]王火 有影响的杰出名记者――记复旦教授赵敏恒 九十回眸 四川人民出版 年10月 第～页
[8]王火：新闻是文学的另一只翅膀 成都日报 年05月15日
[9] 传奇作家王火 华西都市报 年08月11日
[10] 新闻报道串起的抗战烽火--访91岁老记者王火 文汇报 年05月05日
[11] 同[10]
[12]王火 上海特别市市长吴国桢 上海《世纪》杂志年第3期 第33～35页
[13] 采访报道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李秀英第一人——王火 《南京日报 年8月20日
[14] 王火 宁死不屈的“圣女” 《晚霞》年12月 第43～46页
[15]王火 我的革命引路人陈展 《新民晚报》 年02月10～12日
[16]同[15]
[17]童小鹏著 《风雨四十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年10月出版 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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