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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解剖青蛙：科学教育和生命教育如何协调？
周云
“这个周末里，每当吃饭看到盘子里的肉时，便不免心生内疚。在实践课上，老师买来几只田鸡，进行刺激、脱皮、去头、解剖的实验……这只可怜的青蛙让我明白，不想被别人主导自己，就要学会做一个强者。”近日，广州市美华中学初二（3）班李颖诗的一篇周记被校长易超发现并转到教师群里，没想到却引起了全校教师关于科学实验和人文关怀的激烈讨论。生物课堂能否拒绝血腥？老师如何开展教学和引导学生呢？
本来是科学教育，却演变成了关于伦理的诘问，这肯定并非出自老师的本意。但问题的提出，倒也是很有意义的。这里面有两个命题，一是科学教育中的伦理问题。二是生命教育的界限问题。
关于科学的伦理问题，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科学是一种工具，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但是如果没有恰当的伦理指引，也可能会为害人类，这样的例子很多，大到各种能够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武器，小到将科学技术用于破坏食品安全，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等等。科学对人类的伤害，主要就是集中在对生命的伤害。科学伦理的根本，就是要树立尊重生命的意识。有了这样一种意识，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使用者，就都不会用科学技术损害人类的利益。而尊重生命的意识，也需要从小培养，“从娃娃抓起”。
由此看来，初中生解剖青蛙，还是有诸多不妥当的地方。理性地说，解剖青蛙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但对于一个未成年初中生来讲，解剖青蛙这个行为本身，更有可能给予她感性上的冲击。这种冲击最糟糕的结果，是在感情上对于动物生命的淡漠，进而可能导致对人的生命的淡漠。当然也有可能激发对生命的同情，就如同新闻报道中的李颖诗同学那样，但毕竟前一种后果发生的几率也很大，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很严重，决不可掉以轻心。因此，在诸如此类的教学当中，必须要 但是，生命教育也不能走极端，突破应有的界限。一些环保人士和动物保护人士，在这个问题上，鼓吹人与动物权益的绝对平等，是典型的“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人类必须尊重动物的生命，但人类的利益无论如何也高于动物的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促进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归根到底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类的利益。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这也是需要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教会孩子的道理。
自行车“无路可走”呼唤人性化交通体系
朱昌俊
从“自行车王国”到汽车遍地，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路权之争再次引发 来自童话大王郑渊洁的个人反馈，可能并非出自严谨的调查，但在当前共享单车普及，骑自行车出行的社会习惯再次流行起来的大背景下，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在路权上的矛盾突出，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并且这种现象，不只是存在于个别城市，而是有着普遍性。借由名人效应的公共性，此问题理当获得更多城市的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路权之争，其实是有客观原因的。过去十几年，我们社会的小汽车数量呈现出井喷式增长，汽车迅速取代了过去的自行车，成为市民的主流出行方式。这一现实之下，城市的道路体系，从规划到设计，都不可避免地以汽车为中心，或是汽车优先。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共享单车兴盛之前，关于人与汽车、非机动车与机动车的路权争议就已经属于常态。而当共享单车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行车出行，就势必令原有的路权分配“矛盾”更为凸显。自行车作为相对“弱势”的交通参与方式，会感觉“无路可走”，其实是可以预料的。
但无论是从人们出行习惯的改变，还是从绿色出行理念的推广来看，重塑路权分配，给予自行车更多的路权、打造更安全的骑行环境，都是必要的。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共享单车的普及，已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提出建设自行车专用车道或是城市慢行系统，这对于缓解自行车“无路可走”的尴尬，整体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系数，相信将发挥重要作用。但仅仅有硬件上的优化，还不够。
汽车社会呼吁汽车文明，而一个自行车友好型的交通出行体系，必然少不了自行车文明的归位。比如，此前就有专家建议，应该在城市重新普及自行车骑行手势；与此同时，汽车驾驶者也要更好地适应与骑行者的文明共行。另外，在停车场资源的分配上，也应该平衡好自行车与汽车的需要，如街道停车位设计不能只考虑汽车的停放，自行车也需要适当的停放点，既方便骑行者，也利于城市秩序的规范。当然，这种设置，可与共享单车的停放一并考虑。
时隔数十年后，自行车出行重新成为一种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交通体系的参与者、参与方式都变得更为多元和复杂，也相应对城市交通道路体系的设计与规划的精确性、人性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城市道路资源配置，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让汽车通行获得最高的效率。而现在，行人、自行车对道路资源的需求，理应在交通规划当中获得更多的保障，并且从精确设计角度，体现对不同交通参与者的尊重。如北京目前正在研究对斑马线的位置进行优化调整，将路口的斑马线前挪至车行道，以缩短行人通行距离，减少与机动车的相互干扰，这种理念和方式值得更多的城市学习。
一个以人为本的城市，其中很重要的衡量标准，便是交通体系的设计和道路资源配置，是否能够同时满足多数人的不同出行，而非“唯汽车化”。希望童话大王郑渊洁的提醒和呼吁，能够真正加速城市人性化交通体系的改造和建设步伐，让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无论是步行、骑行还是驾驶，都能够实现便利、安全、高效的出行。
严罚花钱“刷好评”更需惩治“托”产业
阅尽
报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第三次审议稿日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与现行法相比，三审稿对电商领域发生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着墨颇多，要求“经营者不得对商品销售状况、用户评价等作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尤其是收紧了对线上“刷单”、线下雇“托”等虚假宣传、虚假交易等行为的监管力度，情节严重的拟处最高万元罚款，吊销营业执照。
随着互联网和电商产业的蓬勃兴起，网购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突出现象。权威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人，其中，网购用户达到4.67亿人，占比63.8%。庞大的网购人群带来了旺盛的购买力，近年的双11购物节销售额迭创新高，去年更是一举突破千亿元。可以说，网购的迅速普及，既为消费市场带来巨大活力，也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购物方式。
然而，电商与网购毕竟有其局限。因为无法当面验证商品品质及商家服务，加之对商家的信誉缺乏了解，人们网购时只能凭商家的描述，及以往购物者的评价来判断该商品。为了提高信誉和所谓“美誉度”，一些商家便动起了“歪脑筋”，花钱雇“托”进行虚假交易，或给予“好评”。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刷单、刷好评”，它已成为电商业的普遍现象，在那些品牌知名度不高或新开业的电商中尤其盛行。一些电商的交易记录和跟帖评论，看起来购销两旺“好评如潮”，实则都是靠“托”炒作起的虚假繁荣。
花钱雇“托”进行虚假交易和刷好评，如今已成为一些电商的主要营销方式。就商业伦理而言，这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在法理上，虚假交易实则等同于欺诈，于法所不容。其道义的理亏与污点，即便采用此法的商家也心知肚明。但奇怪的是，这种堪为下三烂的做法居然颇为流行，以致刷单刷好评已蔚然成为产业链。有网友将其作为网络兼职，甚至还有人专营此道。
显然，雇“托”刷单刷好评的做法，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更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对新兴电商市场的商业伦理亦是一种扭曲和戕害，必须予以严惩。因此，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第三次审议稿不仅明确界定了电商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亦加大了对包括刷单、刷好评在内的虚假交易，以及虚假商业宣传的打击力度，提高了违法成本，这是必要的。而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加之电商注册方便，亦需加快整个电商界的信用体系建设。否则，一些受到处罚的电商，可能很快就改头换面另立门户，再行欺骗之事。显然，对欺骗消费者的不法商家，既要有强大的法规威慑力，亦要彻底堵住监管漏洞，断其后路，以防卷土重来。
眼下电商领域的刷单与刷好评现象泛滥，与泛滥于网络的各种造假机构和专事虚假炒作的黑色产业链不无关系，可以说，两者互为寄主、共生共存。因此，在立法和监管上亦需强化打击力度。互联网的虚拟性，为各种造假现象提供了沃土，也催生了像刷单刷好评等靠造假谋生的“托”产业。它们对互联网及电商业等的品牌信誉危害甚大，如果不加以铲除，势必将危及整个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对此绝不可掉以轻心。
大学"种菜课"是怎样一种理论联系实际？
然玉
浙江农林大学农学院有一门必修课叫《农业生产综合实训》，下地种菜是这门课的重要部分，期末成绩主要看收成以及同学们的参与度，太差的拿不到学分。学校对本门课程要求严格，还请来了资深农民当助教，根本糊弄不过去。学生们从大一开始就要下地干活，怕虫子、怕晒黑，种不出萝卜番薯就拿不到学分毕不了业。为避免误了农时，学生的寝室里都挂了24节气图。（11月2日钱江晚报）
即便对于一所农林大学的农学院来说，将“下地种菜”作为必修课也并不多见。这一既有专业内涵又有生活意趣的课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现代大学教育的某种修正。相当长时间以来，高校教学过程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已然引发了不少问题——比如说，学生的就业不适，人才结构的不合理等等。置之于这种大背景下，“下地种菜”如此接地气的必修课，难免会引来围观与激赏。
当然，有必要说明的是，就算绝大多数农业大学没有开设所谓的“种菜课”，但是它们同样有着各自的实操课程。现实中，此类学校普遍都自建或合建有专门的农场、果蔬基地等等，并以此为平台，令学生们得以在特定场景下“将理论运用到实践”。只不过，与“种菜课”存在不同的是，这一情境下的“实践”其实更多是观察和实验，学生们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是“研究者”而非是“农人”。
浙江农林大学的“种菜课”中，学生们自始至终都亲力亲为，几乎就与真实的“农业生产者”无异。诚如校方所希望的，这一安排有效推动了学生们“学以致用”，对今后工作就业势必大有好处……然而也需要看清的是，有鉴于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以及现代大学教育的内在属性，诸如“下地种菜”之类的实践课，其实际效果不宜过度夸大。毕竟，农学专业的毕业生，还是要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农业生产者。
大学农学专业的学科目标，旨在培养与农业相关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在于知晓多少传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实用技能，而在于掌握了多少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力。理想状态下，农学专业的毕业生，应该超越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并成为“新农业”的开拓者、引领者——向资深农民学习下地种菜，更适合理解成是为此所做的某种“特殊的准备”。
大学教育到底该如何处理与实务实践的相对关系？这从来都是一个问题。让大学生下地种菜不是目的，如何让“种地”真的转化为学生们学科素养、专业能力的提升，才是真正需要的。
拒“啃老”罚“坑老”须强化社会监督
阅尽
从本月起，新修订的《广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正式施行。新规较原条例作出大幅修改，其中明确了家庭赡养的义务和责任，要求不得将共同生活的老年夫妻强行分开赡养，老人有权拒绝子女“啃老”，对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侵害老人财产权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责。针对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和欺诈销售等坑害老年人现象突出的问题，《条例》也作出专门规定，对六类“坑老、骗老”等行为要求从重处罚。
老龄化社会的蓦然降临让我们整个社会都有点猝不及防，无论是法规制度建设还是公共养老保障等，都显得“捉襟见肘”。广东省较早 社会的不断前进，令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呈现出诸多新特征，凸显出错综复杂的格局。在以往，子女孝敬父母、后代赡养老人那是天经地义。父母的财产如何支配，遗产又怎样继承等，决定权在父母，子女顶多有建议权。如今却不同了，一些家庭的纲常伦理完全颠倒，子女成人了不仅不养老，反而赖在父母怀抱里。这种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啃老”还心安理得，更甚者还要抢夺父母财产。有的老年人的婚恋也受到子女的无理干涉，以致闹出家庭悲剧。
而在社会上，近年更是出现种种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非法集资、欺诈销售以及电信诈骗等。打着各种名目如“养生保健、免费体检、老年理财”等等网络和街头兜售把戏，看似对老年人殷勤备至，实则背后陷阱套路密布。误入其中的老人一旦发觉上当受骗，要想维权却又万般曲折艰难。
凡此种种，都令到当下的老年人权益保障变得困难重重，它不仅加大了社会治理难度，也令得一些老年人生活备受困扰，难以安享晚年。尤需一提的是，老年人遭遇的诸种打击，不只是财物上的损失，其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更甚。
然而，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一般家庭矛盾和老人赡养等问题，外人又很难获知，更遑论介入。即便父子两代人出现纠纷，设若不是诉诸法庭，旁人很难干涉。但是，现代社会类似家庭矛盾冲突又呈增多趋势，对此，既要靠法律及道义的约束，亦需有完善的社会监督制约机制。特别是对那些弱势的老年群体，社会救济绝不能缺位，只有这样才能令隐蔽的老人权益受损问题能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否则，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权益保障很可能沦为空话。
至于对那些专事“坑老、骗老”的违法行为，除要加大专项打击力度外，更重要的亦应放在加强防范上。这也需政府部门、街道社区及社会组织等共同努力，强化社会监督，从而筑起确保老年人权益的“安全防护网”。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每个人都终将会老去，关爱老人、保障老人权益，既是家庭子女的义务，亦是全社会的责任。
竞选家委“拼”的是奉献而不是名利
阅尽
名校、海归、外企高管、集团老总，有资源、有人脉……近日，沪杭等地一些小学家长的朋友圈里，家长委员会的竞选宣言引发一众网友的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孩子，家委会的席位之争引发爹妈实力之拼，好端端的家委会竞选异化成“关系秀”“名利秀”。若为父母者胸怀教育改革大业，竞相为育才兴邦之百年大计屈尊献技，纵然心情迫切一点，扮相欠佳一点，公众仍可为其喝一声彩。即便只为孩子学校或班级小团体着想，立志做个“好家长志愿者”，旁观者也不妨拍拍掌鼓励。然而，如果父母只是“担心孩子吃亏”，抑或为着“入阁”家委会后某些潜规则的利益交换，那就另当别论了。
被众多家长热捧的“家委会”又是怎样的神秘角色呢？按照教育部年发布的《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指导意见》，家委会是作为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作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的育人体系的重大举措。显然，设立家委会是为了发挥家长在教育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便于家长与学校沟通，以利更好教书育人。家长拥有社会资源利于学校与社会的共建，但也仅此而已。它既不能变成学生成绩优劣的利益交换筹码，更不会成为学生成才和人生成长的顶梁柱。
家委会并非我国所独创，在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也都有。从国外情况看，家委会似乎并不是个广受家长追捧的“岗位”，毕竟它需参与者有相当的奉献精神。而我国有些家长对竞选家委会表现出近乎偏执的热情，其实反映出人们对孩子教育的一种“社会性焦虑”，拼幼儿园、拼起跑线、拼好学位，如今又发展出拼爹妈、拼“靠山”、拼“后台”。
而追根究底，学校家委会竞逐上演的“资源秀”“关系秀”，也是当下社会媚俗现象的缩影。办什么事不是靠明规则走正常程序，而是要托关系找门路，以至社会充溢着“人脉经”和“关系经”，似乎离开这些就无法通行。而类似现象反映到学校则是有地位有身份的家长就受重视获礼遇，或者校友发达后就成了学校的“人脉资源”，不仅重要活动被请到主席台，亦成为学校炫耀名气的资本。最终，安静读书的校园也变成了“名利场”。
然而，我们是否想过，如此做法对孩子成长究竟有多大裨益？某些功成名就“出人头地”的家长，有无省思过自己今天的地位和社会资源，究竟多少是靠名利交换所得？不错，我们社会相信“爱拼才会赢”，但拼的是努力、发奋、自强不息。尤其是对打基础的孩子来说，任何知识和才能的获得，哪一项不需刻苦的学习与磨砺。假如学校都奉行名和利的博弈，学校在人们心中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
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孩子的心智成长亦需健康的教育环境。学生素质培养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可能靠利益交换获得。家委会是促进学校教育的一环，不应掺杂其他东西。假如把社会上那一套畸形的名利交换潜规则搬到学校来，那就是念歪了好经，不仅无益于孩子的人格成长，甚而适得其反。
国考冷门职位需要加加“温”
冯海宁
距离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截止日期还余3天。5日，国家公务员局发布特别提醒，对于无人通过资格审查职位和资格审查合格人数比例较低职位（小于3：1）张榜“点名”，在被点名的余冷门职位中，个职位尚未“脱零”，较之去年被点名的职位数有所减少。（11月6日《北京青年报》）
有关部门及时“点名”余冷门职位很有必要，这既是提醒考生们报考这些竞争相对容易的职位，以便帮考生实现“公务员梦”；同时，这也是给冷门职位“加温”，以便使这些职位招得到人或招到优秀人才；最终目的是实现从“冷热不均”向“冷热”相对均衡发展。
不过，仅点名冷门职位提醒考生是不够的，还应该对这些冷门职位进行针对性“加温”。比方说，造成部分职位遇冷的原因之一是，考生没有看到这些职位的优点，不妨对冷门职位进行点评，对其优点进行推荐，以便考生客观看待理性选择，相当于一次特殊的报考辅导。
再如，有关部门能否适当降低冷门职位的限制条件，也值得考虑。由于很多职位在对基层工作经历、学历、专业等方面有硬性要求，就把大部分考生挡在了门外。如果能调整部分冷门职位的限制条件，给考生一些机会，相信不少考生愿意抓住这种机会，去选择冷门职位。
此外，部分专业冷门造成职位冷门，今后有关部门不妨向设有相关专业的高校重点招录公务员，以解决特殊专业人才之需。如果某些职位年年都冷门，部分高校是否有必要调整专业设置，需要思考；有关部门能否提高冷门职位的各项待遇，也可以考虑，总之不能让冷门职位“冷”下去。
如果少数冷门职位一直不能通过国考来招录公务员，还有一种思路解决“冷”的问题，那就是放弃招录公务员，向社会上的专业机构购买相关公共服务。由于部分社会机构工作待遇好，聚拢了相关专业人才，如果向这类机构购买公共服务，就不用再为部分职位遇冷发愁了。
而且，对于某些冷门职位，还可以高薪招聘合同制公务员，这是一种市场化吸引人才的手段。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在试点这种用工方式。如果用高薪招聘来解决冷门职位的用人问题，应该可以收到明显效果，可作为选项之一。
目前被点名的这些冷门职位，并不意味着最终冷门，当然最终肯定有一部分职位不受欢迎。对此，有关部门应当总结经验教训，并调查摸底，制定针对性激励政策，以防止某些冷门职位年年遇冷。因为这会影响到具体用人单位的工作，当然也不利于人才合理分流。
坦率地说，冷门职位过多也暴露出国考模式有些僵化，滞后于人才市场发展。如果国考或者政府部门选人用人，能适当增加灵活性，或者向某些成熟的企业招聘经验学习，就能吸引到所需要的人才。虽说国考严格、规范很有必要，但相关体制机制不能陷入僵化。
简言之，这次被点名的冷门职位，既是在提醒广大考生，也是提醒有关部门。对考生而言，应当积极去“捡漏”。对有关部门来说，则需要思考“冷”的深层原因，从根子上“加温”。
重奖工匠能否唤回迷失的工匠文化
阅尽
这两日，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则新闻引起人们 在注重物质激励并动辄给豪车、别墅及百万元奖励的当下，60万元的奖金算不上特别耀眼，但作为奖给在基层一线工作，且工资收入不高的“工匠”来说，60万元确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有报道称这创了全国之最，且不论准确与否，说其罕见应不为过。
重奖工匠凸显出地方政府对“工匠精神”的重视与弘扬。多年来，人们见惯了诸如科技、文化、体育等杰出人才得重奖，但对那些坚守基层岗位，爱岗敬业，刻苦钻研，具有高超技能和技术的人才来说，所获物质奖励却多是象征性的。有的技能高手甚而长期默默无闻，这与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明显不符。
正因为“工匠精神”的普遍性阙如，在相当长时间，中国产品往往被人视为不上档次，甚至是山寨、低劣等产品的代名词。显然，中国要想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离开了成千上万秉持“工匠精神”，专注敬业、精益求精，技艺娴熟或身怀绝技的技能型人才，那是不可想象的。或有人问，现今已是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许多生产都靠机器人了，还需要“工匠精神”吗？其实，天上掉不下自动化，任何现代工业都要靠人创造，愈是高科技产品愈需要高技能“工匠”。
我国历史上原本并不缺乏对工匠精神的传承，诸如发明多种木匠工具的鲁班，建造赵州桥的李春等，可谓名垂千古的“大国工匠”。而许多传统民族品牌，其创立也常与身怀绝技的工匠有关。只是，到了近代这种师徒相传的工匠精神和技艺渐趋淡化以至失传。这不能不说是巨大损失。在中国制造面临向中国创造转型的今天，重提“工匠精神”意义非比寻常。众所周知，德国向以工匠精神而闻名，正因为此，这个仅万人口的国家，有世界名牌0多个。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我国，这方面仍有极大提升空间。
政府出资重奖基层优秀的技能型人才，这对弘扬“工匠精神”无疑是必要的。对地方政府来说，这也是吸引专业人才，提升本地制造业优势的有力举措。但就社会而言，如何通过制度的创新来构建利于“工匠精神”传承的文化氛围，无疑更为迫切和现实。譬如，如何提高“工匠”社会地位及待遇的问题。虽然目前舆论上重视“工匠精神”，但在许多人眼里，所谓“工匠”其实也就是“打工的”，或者没有根基的“农民工”，纵然其技艺娴熟技能超群，也只能在企业内部受到赏识，到社会上就很难摆脱底层打工者的烙印，更不可能享受社会精英的待遇。
显然，要想全面提升基层各类技能型人才的地位和待遇，需要有一套系统性的制度，如对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来说，无论在落户还是提供廉租房等方面，对那些成绩突出的“工匠”们能否像引进高科技高学历人才那样享受特殊礼遇？收入分配等方面能否也像高技术职称者一样？或至少相当程度体现技术人才的薪酬？总之，要想培养和鼓励更多的“大国工匠”，其社会地位和日常物质待遇的提高都不可少，更不能只是口惠而实不至。
“双11”更是塑品牌树形象黄金季
范子军
又到一年“双11”，今年商家促销活动的内容纷纷推陈出新，玩法更加复杂。预售、订金膨胀金、满减红包、直降红包、返现券优惠券以及7天或30天保价政策。在让人眼花缭乱的促销背后，消费者真的能够做到安心购买吗？人民网IT频道收集了往年“双11”期间常见的五大陷阱，业内人士提醒，广大消费者“双11”网络购物一定要科学、理性消费，如遇到购物陷阱一定要保留好证据以便进行维权。（11月8日人民网）
第九个“双11”节启幕在即，作为一年一度的电商黄金季，自然是各路商家必争之季，相关部门的预测显示，今年“双11”期间需求旺盛，全国快(邮)件业务总量有望超过15亿件，同比增长35%以上。面对这块巨大的“蛋糕”，谁都不肯轻易坐失机会，商战烽火转眼间已然到处弥漫。有鉴于此前“双11”期间出现过的各种“坑”，要求商家诚信经营的提示、提醒剁手党防止陷阱的预警无疑也显得必不可少。
对于商家来说，抓住“双11”机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生意、盈利规模如何事关全年绩效，甚至可以上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想方设法、竭尽所能，豁出去拼抢每一张订单、赚好每一笔利润，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双11”既是电商抢生意的黄金季，同时更是塑品牌、树形象的黄金季，能否借助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集中聚焦的风口，以优良的诚信、品质示人，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美誉度，不仅事关当前，更关系到日后在市场有多大的消费黏性和市场影响力，也就是说关系到自身未来能否在浩瀚的电商海洋中脱颖而出，从激烈的市场竞争夹缝中最终胜出。
昔日极少数电商、平台存在的诸如刷单、炒信、先涨价后打折等有违商德、有失诚信的做法，看似眼前可以算计到部分网购者，实际上是个短视行为，最终“坑”的还是自己；随着相关规制的健全、完善，舆论监督、市场监管力度的加大，某些电商放弃了赤裸裸的坑蒙、欺诈做法，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处心积虑在营销规则上玩噱头、搞忽悠，虽然可能绕晕一些消费者，到头来只会消弭消费者的耐心和信任而得不偿失。真正精明的商家理应无需别人监督、提醒，把“双11”看成难得的品牌形象推介机遇，主动擦亮自己的诚信、品质招牌，既做了生意又攒了声誉，既赢得市场又赢得尊敬。
诚信立身、诚信立业是古今中外的共同法则，未来电商业态必然越发走向成熟，彻底告别粗放式经营格局，消费者同样必然变得越来越理性、成熟，失信、违规经营者不仅要进监管“黑名单”，而且消费者心目中也有一份“黑名单”，无论是“双11”黄金季还是日常经营，不拼潜规则拼信誉、品质，才是商家应有的理性和智慧。
托管机构再曝丑闻监管漏洞务必堵上
南山
近日，携程托管亲子园教师打孩子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显示，教师除了殴打孩子，还强喂幼儿疑似芥末物。上海本地记者就此事向携程官方求证，确认此事属实。携程表示个别教师严重失职。目前，涉事人员已被解雇，并已经报警。
从媒体报道来看，这个亲子园当初是经有关部门牵头，携程公司与上海一家杂志社旗下“为了孩子”学苑共同打造的日常托管服务项目，着力解决职工1岁半至3岁左右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家中无人带教的困扰。这意味着托儿所容纳的是比幼儿园儿童年龄更低、更没有反抗能力、更弱小的群体。一旦发生虐童事件，对儿童身心伤害后果更加严重。
每当发生幼儿园虐童事件，常常会点燃公众的愤怒，此次再次发生教师打孩子事件，表明某些幼儿园、幼托机构的虐童行为并未得到有效防范和遏制。
除了愤怒和指责，我们应更加 在资本驱动和品牌运作之下，不少幼托和早教机构，往往能准确捕捉市场痛点。比如针对三岁以下孩子开展托管业务，就是一个普遍强烈的刚需。然而很多机构往往只是以教育培训之类的名目注册，本身并没有真正的幼儿管理能力和资质。要去追问这些托儿机构执照，往往会发现名不副实。但不少家长却很容易被某些看起来有“时尚感、国际感”的机构所感染。如果再加上有某些名企注资和冠名，托管还能学英文之类，就更容易增加家长的信任感。
结果，家长对于孩子身心安全和健康的核心问题，其实是难以掌握的。一个孩子如果受到不良对待，虽然身心被侵害，如果情形轻微比如仅仅是言语侮辱，很可能一年半载都难发现。家长很难有证据去举证是幼托机构的原因导致孩子某方面的身心障碍。幼托机构的育儿手段，往往处于暗箱之中。很难有具体的指标判断其优劣，只有爆出事端，人员素质问题才会浮出水面。
虐童事件能够得到还原和揭露，除了幼童的反映，关键还在于摄像头监控，且视频资料没有被毁灭。因此政府部门对幼托机构的监控，基本的前提就是要保障视频摄像设备的完备、资料的长时间保存。如果条件成熟，未来视频接口还应该链接到教育部门，以方便随时调用监督。
当然，仅有视频监控是不够的，毕竟监控也有死角，不良行为可以很隐秘迅速，难以被觉察。因此，关键还是靠对从业者的门槛设置和过滤。相比于老牌幼儿园，很多资历尚浅、经验不足、急于牟利的机构招聘的人员素质往往参差不齐，成为经营能力最大的短板。行政管理部门有必要收紧管理的手腕。通过详细核查，防范监管空白区。对于开展幼儿保育业务的机构，务必重点监督。否则，单是靠市场淘汰、家长投诉，把事件仅仅看成是民事纠纷，那么很多不良的行业潜规则就会继续埋藏下去。
让炒房客彻底绝望还要持续发力
冯海宁
十余年里，作为资深投资客和房地产从业人士，江然（化名）所积累的财富大多都是靠买房和卖房得来的。但最近，江然感慨：“真的‘杠’不动了。”她预感自己的炒房生涯已经告一段落，未来不可能再靠借杠杆买房发财。（11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
过去多年，房价上涨的背后有一种“推手”就是炒房客。早期，一些地方投资者“组团炒房”，如“温州炒房团”、“煤老板炒房团”等。这几年，即便各地实施限购等政策，仍不能完全阻止炒房客的脚步。但从上述炒房客的说法来看，炒房已不是那么容易了。
自从中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新定位之后，我国楼市调控重点之一就是遏制投机炒房，还原房子的居住属性。由于很多炒房客是借杠杆买房，比如利用消费贷资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因此成为这一轮楼市调控、整治金融市场的关键。
最近几个月来，多个省市金融监管部门要求银行业严查消费贷流向，防范信贷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收效比较明显。不久前，有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年3季度，全国居民购房杠杆率回落至37.8%。炒房客应该最能感受到严厉整治金融市场决心。
由于炒房客既熟悉楼市和金融市场的潜规则，又有相关的人脉，借杠杆买房自然就比较容易。如今炒房客都感慨“真的‘杠’不动了”，说明整治措施击中了炒房现象的要害。一旦能让借杠杆买房或者炒房客退出楼市，无疑会加快房价回归理性的速度。
既然“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聪明的炒房客应及时知难而退，不要等到难以脱身的地步。炒房客越早退出楼市，不仅房子会越早回归居住属性，同时也能减少金融风险。不过，此次整治究竟能逼退多少炒房客，还需再观察。
从目前情况来看，整顿金融市场秩序正处于高压态势，相信这种态势还会延续一段时间。至于多少炒房客会退出楼市，关键取决于整治力度。同时，我们还要清醒意识到，即便某些投资客炒房生涯会告一段落，但也不排除在今后某个时点再度乘虚而入。
因此，在没有把炒房客彻底赶出楼市之前，楼市调控和金融市场整治绝不能松劲，这既是因为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眼里，房贷仍然是其优质资产；也是因为在很多炒房客的眼里，房子仍是最佳投资品。只有持续严厉整治让炒房客绝望，才能收效更明显。
过去多年实践证明，在一些严厉调控周期，部分炒房客会被迫离场；然而一旦严厉调控周期一过，又会再度进场。所以，必须构建长效机制防范炒房客借杠杆买房。首先，应进一步健全金融制度和监督体系。其中，技术手段监控非房贷资金流向很关键。
其次，需要早日完善房地产税收治理体系。过去之所以炒房现象很活跃，一个重要原因是税收调节手段不灵或者缺失，一方面是住房持有环节税收是缺失的；另一方面是住房交易环节税制不完善。从国外来看，不仅会对炒房行为征收较高的交易税和资本利得税，也会对持有环节征收房产税。
再者，让房价回归理性是挤出炒房的基础。炒房客敢于借杠杆买房，一个重要原因是预期房价会上涨，有利可图。只有让房价回归理性，使炒房客看不到希望，才能自动退出。而要让房价理性起来，需要市场、法律和行政调控手段同时发力、持续发力。
“一二三四”开启《索玛花开》密码
隔山
11月6日，北京，伴随着原生态的彝族歌曲和口弦表演，《索玛花开》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新闻发布会举行。当晚，四川造《索玛花开》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这是国内第一部反映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现实主义农村题材电视剧。（11月7日《四川日报》）
《索玛花开》以真实的彝区农村现状为背景，展现了彝区人民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推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主动靠勤劳脱掉贫困帽子，实现幸福生活的故事。该剧刚上演就立即引起了观众的广泛 一部电视剧，创造两个第“一”。该剧不仅是国内第一部反映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现实主义农村题材电视剧，也是第一次以女性书记的视角来描写脱贫攻坚事迹。剧中展现了四川凉山州壮美的自然景观与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以凉山为着笔点，展示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巨大发展和变迁。该剧的播出定将增强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自信心和取得决胜脱贫攻坚的决心。
说起“二”，立马想到两个主角。从该剧剧情简介看，贯穿全剧始终的主要有两个主角人物。其一是到艰苦的谷莫村担任第一书记的经济学女博士王敏，其二是因拍家乡美景而引起网络轰动的外出打工的彝族小伙子木呷，全剧聚焦这两位主角，以“由误会-矛盾-冰释前嫌”为主线，通过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讲诉了他们带领当地村民，在精准扶贫这一大背景下共同脱贫致富的故事。而该剧正是从两个主要人物着眼，将观众的目光转移到现实中，去 所谓“三”，就是一剧“三片”。该剧不仅讲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故事，传递出实施精准脱贫的正能量。剧中还将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的生活、风俗、文化以及环境元素展现在观众眼前。就此来说，该剧既是一部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精准脱贫的成效检阅片，又是一部对少数民族地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记录片，也是一部反映少数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宣传片。随着该剧的播出，将会掀起一股旅游热，该剧播出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其附加值恐怕也是电视剧制作者预料之外的。
再说“四”，最让人联想到四川。众所周知，凉山州是四川省管辖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之一，也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四川自始至终把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工作作为全省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大力实施民族地区15年免费教育和藏区彝区“9+3”免费职业教育，大力发展医疗、社保、就业等各项社会民生事业，推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就凉山州而言，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达到了元，比年增加了元，平均每年以11.3%的速度增长。高质量完成了个贫困村退出、11.35万贫困人口减员任务。凉山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创造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精准脱贫样本。
小区“公共收益”归业主,是法定权利而非惊喜福利
然玉
这两天苏州高新区朗香小区业主乐开了花，小区业委会发大红包啦！户人家总共领到了24万元，并且，还是由业委会成员挨家挨户把这个大红包送到居民手中。原来，小区业委会和物业签订了协议，从他们那里争取到了小区的公共收益。其实，发这“公共收益”红包的并不只这一家！早在年7月份，园区都市花园就将公共收益万元以物业补贴发给了业主。（11月9日澎湃新闻）
说是“物业给业主发红包”，其实一点都不准确。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小区内物业管理区域的公共收益，本就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就此而言，物业派发小区公共收益，绝不是发善心送福利，而只是在履行法定义务、维护业主权益而已。但，就是这波照章办事的“常规操作”，却还是引得无数围观者感慨不已。一派“别人家的小区”羡慕腔调中，大多数业主合法权利被空悬的尴尬现状，又一次成为了舆论焦点。
对于不少业主来说，所谓小区公共收益，一直是一种“沉没的权利”。一方面，他们对这类“利益”往往缺乏主观感知，有些甚至不知道其存在本身；另一方面，就客观条件来说，此类“权利”的实现也是障碍重重。苏州朗香小区的业主，与物业谈判、签协议之后才争取到了“公共收益”。然而，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小区的业主并没有形成“业委会”这样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就算一些小区成立有业委会，多半也并没有成熟的、专业化的博弈能力。
小区公共收益，竟然要“争取”之后才能变成业主的收入，这本就是很诡异的事情。这实则也表明，作为小区受托代管方的物业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小区实质上的掌控者与支配者。它们掌握着资源、运营着资源，并就相关“收益”的分配享有绝对话语权。现实局面是，小区物业常在而业委会不常有，这种天然存在巨大结构缺陷的小区治理结构，注定了业主权利被虚置成为常态。
也许，正是为了修正这种力量对比的明显失衡，许多城市都出台了相关规定，来尽可能多地维护业主的公共收益权。比如说，一些城市要求，物业经营性收入应单独列账，要经第三方机构审计账目，并定期公示；而还有一些城市则明确，小区公共收入必须统一放入专户，只能专款专用，并倡导统一划拨到“专项维修资金”中。诸如此类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确乎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业主免受物业的利益侵占。
在当前语境下，对于业主的公共收益权来说，并不缺上位法律的赋权，缺的只是强有力的地方性专门法规的保障，以及职能部门在一次次较真执法中确立起范式……也许，在这种种努力之后，业主们终将不必争取便可以享有小区的公共收益。
完善网络政务有赖于“线下”作风转变
阅尽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通报了对全国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检查的情况。结果显示，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建成一体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其中16个平台实现省、市、县三级全覆盖。总体上各地平台建设加快，但在信息共享、平台功能、服务信息等方面仍有问题。一些地方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网站“两张皮”，导致办事页面不好找、群众不愿用。有些地方群众按网上要求准备的材料、表格，到实体大厅却不能用，需重新填写。有的政府网站便民办事渠道成为“空架子”。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近年的热门话题，各地政府为此投入相当大的财力和物力。作为一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透明度，便利群众办事创业的重要举措，网络政务从无到有，迅速开枝散叶，取得了可喜成绩。但网络政务平台暴露出的诸种问题，也表明如何提升网上政务平台建设和服务，亟待有关部门花心思、下功夫。
网络政务可谓“网上政府”，但“网上政府”绝不是简单地把政府办公室搬到网上。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产物，网络政务既是办公方式和平台的转变，更是观念的根本性变革。认识不到这点，很可能就会又把传统的那套做法搬到网上。譬如过去政府部门各自为政，信息互不相通。而网络政务则不仅要平台共享，更要求信息共享，互联互通。过去民众办一件事，可能要一个个“衙门”跑，排队、盖章、领导签字，如今则只需一个端口进，涉及各职能部门权限的，由政府部门在后台自行协调搞掂，而不需办事群众再费力四处奔波。
总之，网络政务要求政府既要有开放、共享的互联网思维，更要有脱胎换骨的服务意识。现今，各地基本都办起了网络政务平台，但在一些地方普及情况并不理想，许多群众宁肯费劲亲自跑机关，也不愿意通过政府网络平台解决，就在于有些政府网站的设置不合理，链接烦琐、指向不明，让群众看不懂，如入迷宫；有的政务网站实用性不强，办理率很低，有的则是纯粹撑门面、有名无实；有的政府网站封闭孤立，堪称“信息孤岛”，需群众在多个平台重复注册登录，办事慢、办事繁……
凡此种种，有些是涉及政务网站标准化、规范化问题，如政府各部门的网络平台不统一，线上线下联通不畅，致使网络办公出现“肠梗阻”。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观念未跟上，虽然“网上政府”办起来了，但“官老爷”作风没变，思维仍停留于线下和过去。甚至有的部门之间的权力扯皮又隐身到网上，让群众求助无门。有的地方政府对办网络政务的目的认识不清，对网络政务出现的新问题态度消极，遇到困难总强调客观原因，从而使得一些问题久拖不决，最终令网络政务陷入泥坑而难以推行。
所以，要想让“互联网+政务服务”真正惠民便民，让办事群众好办事、不添堵，最重要的还取决于政府作风的转变，能否树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思想，并以此来衡量各级政务网站的运作规范与标准。总之，只有政府多用心，群众才能少跑腿。
人口吸引力映射城市发展的多棱镜
隔山
近日，全国城市人口吸引力榜报告出炉，报告显示，省会城市吸引力排行榜TOP10多分布在南方，广州市、成都市、杭州市位列前三。（11月10日《华西都市报》）
“得人心者得天下”，城市发展也是如此，因为一座城市如果连起码的人口都吸引不了，何谈人才的引进、产业的集聚、城市的发展。因此，一座城市的吸引力不仅反映出城市的发展能力和成效，也能从中洞悉出城市的发展前景与未来。
首先，城市人口吸引力代表城市人才竞争力。就省会城市吸引力排在前两位的广州、成都来说，据年统计数据，广州常住人口万，其中外来人口万，占比达38%。成都常住人口万，其中外来人口万，占比达39.66%。从外来人口数量来看，特别是在近年有的大城市外来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广州和成都依然是出现净增。而外来人口的增加，其实也代表着人才的聚集。近年来，各大城市人才竞争强烈，广州落实“1+4”人才政策取得实效，人才绿卡发卡量已超过人；而成都落实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成效明显，新政第一天就吸引各类人才名。成都与广州均成为年最受求职者欢迎的五大城市之一。
其次，城市人口吸引力代表城市经济发展实力。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拿做买卖来讲，从人气看生意，人气聚集的地方其生意十九不离八。城市能吸引人才自当也是这个道理，城市收入待遇高，社会福利保障强，生活环境好，自当是“有朋自远方来”。而这些的前提是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好、实力强，同时还应有发展前景。事实上就是如此，据统计，，广州去年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94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高于全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元，增长9.0%。再看成都，去年地区生产总值（GDP）.2亿元，比上年增长7.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比上年增长8.1%。由此看出，排位居于城市人口吸引力榜前两位的广州和成都，是城市发展实力的使然。
再次，城市人口吸引力代表城市营销能力。近年来，随着发展的全球化，国内城市之间以及世界各城市之间的竞争都日趋激烈，城市营销已成为全球性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座城市的人口吸引力如何还不仅仅在经济的发展，也不只是人才机制的创新，还包括了这座城市的营销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手段，把城市的发展与魅力向世界宣传城市、展示城市，以自身的实力吸引世界企业、人才的 最后，笔者认为，城市人口吸引力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由于随着城市人口吸引力的增加，人口数量特别是外来人口数量就会出现大量增长，其必定会给城市发展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人口增加对一座城市的教育承载能力、道路通行能力、房价调控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等等，都将是一场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城市提升经济发展和综合管理能力的倒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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