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把家庭看得特别重，他曾经说过，‘家庭是个好东西’。”8月2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的文章《我们心中的父亲》，“在我们眼中，父亲是最朴实、最普通的父亲。”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与孩子相处的。5个子女，“文革”中被迫分离，患难与共。如今，他们都在做什么？
年3月，在浙江举办的一次邓林摄影展上，邓林提供了邓小平生活照，邓小平和孙儿们在一起。
■澎湃新闻记者彭珊珊
平安度过政治风暴后，邓小平一家人搬到新住所，邓小平拥抱妻子，对孩子们说：“我爱你们的妈妈。家庭是好东西。我也爱你们。”
这是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邓小平的家庭生活画面。在那段非常岁月，邓小平夫妇和他们的5个子女是怎么患难与共的，在小平离去17年后，他的子女生活近况如何？
让我们打开邓小平的私人相册，看看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一个普通父亲的形象。
三个女儿婚事小平夫妇很满意
“父亲不是那种特别认真、非要子女如何如何的(家长)，父亲曾经把孩子们招呼到一起讲过道理。他提出，你们应该对国家有贡献，没有大出息，也要有中出息和小出息。就是平常很普通的一些语言，让我们受益匪浅。”这是邓林记忆里的父亲形象。
邓林是邓小平的长女，年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涉县赤岸村。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研究院一级美术师，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会长，曾出版《邓小平（画册）：女儿心中的父亲》。
邓榕在回忆中曾说：“邓林从小身体不好，是父母亲最担心的。”
年邓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年赴河北省宣化解放军部队“劳动锻炼”。虽然毕业领工资了，但却不算正式分配。“邓林和同学们在一个造纸厂干了半年的活儿，以后就是纯粹地‘修理地球’了。种水稻，拔豆子，什么活儿都干过。干活儿不怕，再苦再累也能坚持下来。最难过的是由军队管着，政治气氛太浓，精神上时刻处于高压之中。为了一些说来就来的政治‘审查’，邓林心情郁闷，精神上也总是承受着压力，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她羡慕在农村的弟弟妹妹。在农村，生活虽然苦，但精神是自由的。她羡慕弟妹们，更想念弟妹们，就把一个月四十六元的工资，除生活所用外，全都买些棉鞋、罐头什么的，给弟妹们寄去。她想回家到江西探亲，请了很久的假，连里却一直不准。”
年2月9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希望能给邓林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并且离父母近些：“她已有二十八岁了，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此信送走，没有得到答复。同年9月13日，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又提到了这件事：“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然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上次信提及此事）。”
年2月邓小平一家人回到北京，3月邓小平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这一年，邓林被分配到北京画院从事绘画的本职工作，有色金属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吴建常结了婚。至此，三个女儿的婚事都已完成，邓小平和卓琳非常满意。
邓榕在回忆这一段时期的时候写道：“年夏天，政治情况好转，大家的心情都很好。……我们的家全部重新安定。邓林分配到北京画院……朴方在三〇一医院继续治疗。邓楠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我和飞飞转到北京上学。我进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飞飞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父亲恢复工作后，首先把老秘书王瑞林从江西中办干校调回北京，回到他的身边。后来又陆续把老警卫员张宝忠和老公务员邓型筠等人调回，加上从江西时就来了的公务员老吴，几乎所有的老工作人员都已回来。”
邓家女士合影。最右拿着花的是邓林。
小平和儿时的邓朴方。
长子邓朴方致残邓小平帮他洗澡按摩
长子邓朴方出生于年，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现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
电视剧《邓小平》的开场就刻画了邓小平为邓朴方擦身子的细节，剧中家人都喊他“胖子”。邓榕在回忆录中这样介绍他：“我的哥哥邓朴方，小名叫胖胖。大概总是因为他生下来胖乎乎的缘故吧！他出生在太行山辽县的麻田村。出生后因为妈妈没有奶，无法抚养，便也送到麻田镇河对岸的一个农民家哺养。”
幼时的邓朴方非常顽皮。卓琳回忆邓朴方在重庆的人民小学上学时，“（中午）看见我在就假装睡觉，我一走就手舞足蹈。我为了治他，中午睡觉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他的胳膊腿全摁住，用毛巾把他的脸蒙起来，对他说：‘你不好好睡觉我就不走。’邓朴方没办法只好睡觉。”
年，邓朴方不堪红卫兵的迫害而跳楼，摔断了脊椎。由于父亲正在受批判，医院最初不敢给他治疗，导致病情恶化。后来他获准医院，医生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没有做手术来避免严重瘫痪，这使他的腰部以下失去知觉。他后来被医院，邓朴方的妹医院附近轮流看护他。邓楠把消息告诉父母以后，卓琳哭了三天，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枝接一枝地抽烟。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写道：“邓朴方是孩子中与父亲最亲近的一个。”为了他的治疗与康复，邓小平在江西劳动期间曾多次给中央写信。
年，组织上突然传来消息要让邓朴方出院，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儿生活，然而当时在南昌的只有六十七岁的邓小平、五十五岁但是身体孱弱的卓琳，以及七十余岁的继母夏佑根。如果邓朴方转来江西，一方面失去了治疗的条件，另一方面三位老人也无力照顾。邓小平立刻给汪兴东写信：“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我们恳切地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年10月17日邓小平致汪东兴信）
写信的是一位焦虑而又无奈的父亲。所幸不久后上面来了通知，邓朴方来江西的决定暂时作罢。然而这口气并没有松多久，年1月21日，邓朴方被几个北大的人不由分说地送到了位于京郊清河镇的北京市社会救济院。
年2月3日，从妹妹邓先群那里收到信息的邓小平马上给汪东兴去信：“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我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当然，把他接回来，我们三个老人在护理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上下床都要人帮助搬动的。如果组织上能批准我们，有一个人帮助我们买买东西，做些什务，同时护理一下邓朴方，那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料理邓朴方，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不管领导上是否批准有一人帮助我们，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
此时邓小平已年近七十，即使无人从旁协助，也要坚持照顾高位截瘫的儿子，一个父亲的焦虑和殷切的爱子之情溢于言表。一番周折之后，邓朴方在年6月他终于获准来到江西父母身边。邓小平在邓榕、卓琳和夏伯根的帮助下，负责白天为邓朴方翻身。邓小平还帮他洗澡和按摩。
邓小平七十大寿全家福（年8月22日）。前排左起：邓朴方、卓琳、外孙女眠眠、邓小平、夏伯根，后排左起：邓质方、邓楠、邓榕、邓林。
邓楠，小名南南，年10月出生于河北涉县，北京大学物理系物理专业毕业，曾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一职。
对于邓楠，邓榕回忆说。“妈妈说，这个名字是哥哥（邓朴方）给她取的，当时哥哥才一岁，还说不清话，看见妹妹，只会连声叫喃喃、喃喃。”邓楠出生后也被送到一个农民奶娘家去哺养。
邓林、邓朴方、邓楠都是在太行山由老乡养大的。卓琳曾回忆孩子们第一次进城的场景，邯郸是他们进的第一个大城市。住房里的厕所里都有抽水马桶，三岁多的邓朴方第一次见，就一天跑道厕所里去放水冲马桶玩儿个不停。
邓榕和邓质方都出生于解放以后。邓榕的笔名叫萧榕或毛毛，毛毛是她的小名。她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
邓榕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和《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两部书，被哈佛大学的邓小平研究专家傅高义认为是“最有助于深入理解邓小平个人思想的著作”。傅高义教授认为，“尽管邓小平不跟家人谈论高层政治，但家人既熟悉他本人，又了解国家形势，所以足以领会和理解他关切地问题和考虑问题的方法，其中有些东西也只有他们看得到。”
小儿子邓质方留美归国曾供职中信
邓小平夫妇与邓质方一起合影。
邓质方是邓小平最小的儿子，小名“飞飞”，年8月出生，邓榕曾打趣说：“他才真正的连一点儿老革命的边儿也没沾上，是个货真价实的解放牌。”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上世纪80年代初赴美国留学，获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在荣毅仁力邀下，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任副总工程师。
邓榕和邓质方都曾被分配到农村插队。邓小平在江西期间也曾为了二人的工作分配向毛泽东写信：“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毛毛（小女儿）分配到陕北农村已三年，现因我那个残废的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护哥哥。她一心想学医，过去通过自学，也有一点基础。飞飞（小儿子）在山西插队已三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份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学医那当然更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的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年11月8日邓小平致毛泽东信）年4月，他们就收到了江西省革委会的通知，将安排邓质方进江西理工科大学上学，安排邓榕进江西医科大学学习。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文革’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八十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根据她的回忆，邓小平向来行事简约，此前的三十年中从未因家事而写过信。但是邓小平在“文革”期间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为了解决子女治病、上学、工作等“家庭琐事”。通常他半年才会考虑写一封信，但是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他也会为了儿女会突破平时的“节制和分寸”。
九十年代的邓小平和妻子儿女们。前排左起：卓琳、邓小平、邓朴方；后排左起：邓质方、邓林、邓榕、邓楠。
时光荏苒，那个为了儿女而突破“节制和分寸”的好父亲已经离去17年了。
如今，邓小平的“孙字辈”也渐渐长大成人，来自媒体的消息，邓小平唯一的孙子邓卓棣，年生，邓质方的独生子，现任广西平果县副县长，兼任新安镇党委书记。邓林之子萌萌，大名邓卓泝，计算机专业毕业，从事金融、科技方面工作。
邓小平还有两个漂亮的外孙女，邓卓玥，小名“羊羊”，邓榕的独生女，毕业于美国著名的WellesleyCollege，致力于慈善事业，是公益活动“集善嘉年华”的创始人之一。邓小平的另一位外孙女是邓楠的女儿，大名邓卓芮，小名“眠眠”。
外孙女眠眠扎了许多小辫子，邓小平一把抓住，说：“抓住小辫子！”
回忆起父亲小平，长女邓林在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在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我们已经处事不惊了。我们都会在自己的职业上、做人的规范上比较谨慎、比较自律，不做出格的事，不能因为我们子女的原因给父母的光辉形象带来污点、带来阴影。”
“现在大家小日子也过得不错了，我经常说比上不足但是比下我们余多了，应该知足，知足常乐。”邓林感慨地说道。
春天来时，卓琳夫妇最开心的就是坐在孩子们中间，享受春天的和煦和家庭的欢乐。
（本文参考资料：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邓小平与卓琳：相濡以沫五十八年——邓小平家人访谈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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