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再造与模范重塑——记者节话语中的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
本文为专题系列文章之一，原文刊于《国际新闻界》年第12期。
本文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新闻从业者的‘阐释共同体’”（项目批准号：13YJA）的资助。
作者李红涛,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黄顺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
一引言本文聚焦于记者节话语中的历史叙事，旨在对新闻工作者的历史书写和集体记忆进行系统的考察，希望揭示出在“记者节”这一常规性的热点时刻，中国新闻从业者会在何种情境下、以何种方式去“重访”新闻业的历史。具体而言，在这些历史书写中，哪些新闻传统和专业范例得到了强调或者弱化？历史和当下如何相互呼应，或者进行“对话”？新闻界如何通过新闻史的系统书写或者对于历史元素的策略性运用，来强化自身的专业权威和正当性？
二研究材料与方法本文选择了十二份报纸作为研究对象，力求涵盖不同的类型和层次。具体包括：（1）五份党报或机关报，即《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和《南方日报》，其中，前三份是中央级报纸，后两份为省级报纸；（2）五份市场化的都市报或精英报，即《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南方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和《南方周末》，均为省级报纸；（3）两份行业报，即《中国新闻出版报》和《中华新闻报》，都是以新闻出版从业者为目标读者群的全国性报纸。原则上，样本报纸的研究时段锁定为到年的全部十五届记者节，材料搜索时段限定在记者节前后各一周，即11月1日至11月15日。本文聚焦新闻史上的“经典时期”——这里定义为“年新闻改革之前的时期”，凡是牵涉到新闻史上的人物、事件、作品和言论的材料都被纳入分析，质性分析软件Nvivo10.0被用来协助分析角色模范及其话语。
三记者节与“开端”记忆虽然我们所抽取的是一个关于一一·八记者节的样本，但九一记者节也不时被提及。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被当作与新记者节相关联的一个“历史背景”，或者说，作为“热点时刻”的新记者节为旧记者节这一新闻史断片提供了被讲述的契机。两个记者节为何会选择9月1日和11月8日呢？最基本的原因恐怕在于，一个社会、群体或职业需要为节日建构出某种有望获得广泛认同的“神圣性”，否则节日的合法性容易受人质疑。杭州记者公会把年9月1日国民党政府颁布通令视为争取新闻自由取得胜利的一个象征性事件，通电全国，倡议九一记者节，最终得到了职业共同体的广泛认同。而就一一·八记者节而言，中国记协将自身历史的“开端”神话——“青记”的成立——作为职业节日的开端。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青记”的成立被纳入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叙事框架之中；若再往前推衍一步，它自然也被纳入到了新中国的建国神话的叙事框架之中。因此，这个日子能赋予记者节一种政治性的资本与荣光。另一方面，中国记协显然有意让记者节的神圣性“溢出”到它所主持的最高新闻人物奖——长江韬奋奖，进而唤询当今的新闻从业者追随新闻史上的著名角色模范来增强自身的职业认同和荣誉认同。年7月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举行成立大会时，与会代表合影。四经典的、另类的与发明的传统（一）新闻业的经典传统
中国新闻业渊源庞杂，从民国到新中国，新闻体制与意识形态更是几经更易与转折。如何在“断裂”之中努力寻求“延续”的新闻传统，如何将当代新闻业与经典传统“接续”起来？这是记者节话语“再造”新闻传统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叙事挑战。我们发现，记者节话语对于经典传统的勾勒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所谓经典传统或者新闻业的“正统”，其内核是红色新闻业，外延是“进步”新闻人，文人论政传统、商业报刊传统和国民党报人处在边缘地位甚至彻底缺席。第二，与新中国成立后单一的党的新闻事业相比，民国时期新闻业的状况要远为驳杂，这就带来了更多叙事上的困难。因此，建国后的新闻史叙事多强调经典的新闻作品，而民国时期则以著名新闻人物和红色革命家史为基本的叙事模式。第三，与上文引述的范长江和“青记”的例子相类似，经典传统叙事常常凸显核心人物，弱化其他人物，致使历史建构流于简单化。（二）另类传统的建构在经典传统之外，某些媒体也力图拓展出一个另类的叙事传统。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第一种：选择被正统叙事边缘化的人物，纳入“典范”的行列。《南方周末》将储安平定位为自由知识分子和“书生议政”（或文人论政），而这两点都是正统叙事所忽视的。第二种则是对已经被纳入经典传统的新闻人物或事件加以另类解释。《南方都市报》刊载的《邵飘萍：幸还是不幸》一文强调，黄远生和邵飘萍代表了本国新闻史中的“独立性”传统，之所以“他们留下的文字几乎可以当作信史来看”，“就在于他们坚持了新闻的独立性，而没有依附于当时的不同势力和利益”。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建构另类传统的过程中，市场化媒体并没有将民国时期的商业化媒体引为典范。（三）“被发明的传统”从当下的新闻业情境或“现实需要”出发，记者节话语致力于寻求历史脉络中的“传统”，或者对新闻传统进行重新阐释，以此改造历史叙事“古为今用”。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有“三贴近”和“走转改”，它们都是近年宣传主管部门所提出的新闻改革话语和实践。在记者节话语中，它们都被与“群众路线”接续起来，建构为对它的一种“继承”和“延伸”。在此过程中，在经典新闻传统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著名新闻人也会因为当下的需要被“挪用”或“重释”。储安平五角色模范及其话语（一）谁是角色模范？
样本中提及了数十位角色模范，大多数是中国新闻人。不过，被三篇及以上的文章提及者却屈指可数，仅有范长江、邹韬奋、邵飘萍、张季鸾、黄远生、林白水、李大钊、瞿秋白和史量才。在少数外国角色模范中，被三篇及以上的文章提及者仅有两人——马克思和普利策。记者节话语里的职业角色模范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民族-国家的象征秩序，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典型的父权制的象征秩序。在角色模范的选择上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加冕“创伤”（trauma）的文化心理，尤其是对于“死亡”的意识形态化，即把为新闻殉职、为国殉难的新闻人，抬升到极高的地位。（二）“格言”的话语实践在记者节这一仪式化的“热点时刻”，历史角色模范的某些被认为精辟或隽永的话语经常被援引来作为一种符号资源。我们把这一做法称为“格言”的话语实践，它是指记者节文章中以某种方式援引历史角色模范的话语，以便实现当下的某种传播意图。格言的话语实践诉诸于“集体记忆”的文化逻辑：角色模范在过去所说的话成为了后辈们文化记忆库的一部分，并在记者节时被激活，用于建构当下节日的某种话语主题。可见，这种话语实践提供了一个审视“历史”与“现实”之间对话的独特机会。大体上，记者节里的格言话语实践不外乎这样两种用途，即“范式重申”和“范式修补”。一方面，在记者节的仪式时刻，新闻界对照自身在过去一年来的良好表现，来重申在中国现行新闻体制之下新闻业的一些基本理念与准则。另一方面，在仪式时刻，新闻界也会对过去一年中典型的越轨行为——新闻从业者可能是作恶者（如收受贿络），也可能是受害者（如记者被打）——进行检讨或发出呼吁，让某些受损的理念和准则（如媒介公信力）得以修补，从而继续对新闻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六结语我们对十二份主流报纸的分析发现，新闻界试图将自身的处境“历史化”，这不仅包括记者节“开端”神话的建构，也包括从头绪纷杂乃至“断裂”的历史中清理出某些“延续的”新闻传统，并重塑“角色模范”的当代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值得白癜风的偏方有哪些北京能治好白癜风的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