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15日是贾植芳先生90岁寿辰，来自天南地北的祝福飞临上海一所普通的民居，复旦大学还特意为他举行了学术思想研讨会。研讨会前夕，贾植芳先生在家里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90岁的贾先生，思维敏捷活跃，风趣而幽默，瘦小的身躯似乎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听觉的障碍并不妨碍他浓浓的谈兴。他记忆力惊人，对若干年前的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言语之间，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谈话从贾先生的作品《狱内狱外》谈起，这是他亲身经历的描述，要知道，他一生曾经四进监狱，加上改造时间，前后达25年之久。
监狱砸饭碗惊动“蒋委员长”
年除夕之夜,思想激进、热衷于参加学生运动的贾植芳第一次被抓进了监狱。
他笑着告诉记者,这是第一次很气派地坐小汽车,旁边还有“保镖”前呼后拥。
他被关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房间一边关押着政治犯，另一边是刑事犯。吃饭的时候，警察给他送来了一个半斤重的窝头和一碗开水。一个刑事犯对他说:“你是政治犯，他们给你吃的是刑事犯的饭。警察把你的待遇贪污了，你的饭应该有15块钱呢。”
贾植芳听罢，怒砸饭碗，大叫:“我不要这个饭，我要吃好的。”看守所所长怒气冲冲,但又无可奈何地说:“你想吃好的，就要讲，你把碗都摔破了。”不过,他还是命警察送上了炒肉丝、花卷和米饭。
最后,在济南做买办的伯父以银元、50两鸦片烟的代价把贾植芳保了出来。从伯父那里得到的消息说，贾植芳最好离开北京，他在监狱怒砸饭碗的事情经报纸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甚至传到了蒋委员长耳朵里，引起了蒋委员长的“关心”。
贾先生说，当时的他不到20岁，因为人小，也不怎么知道害怕，可没想到的是，他这一辈子都要跟监狱打交道。
坐牢如同回外婆家
年，贾植芳想通过西安投奔革命根据地，路经徐州的时候，被宪兵队的特务抓走了。这一次，他在宪兵队的监狱里呆了3个月，直到日本投降。
离开徐州后，贾植芳只身来到上海，《大公报》发表消息，题目是《青年作家贾植芳到上海》。那一年，他30岁，正是而立之年，但他的身上只有8块钱。
在上海，贾植芳办过报纸、杂志，以文谋生，但他始终积极投身当时的进步运动。年，为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上海的地下学联办的《学生新报》请贾植芳写文章，他写了《给战斗者》，也给当时复旦新闻系的刊物写下了《暴徒万岁》，热情讴歌战斗的勇士。
频频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贾植芳又一次进了监狱，以“煽动学潮”的罪名被关了一年半。最后，是和贾先生相熟的一家书店的老板以留日同学会的名义把贾植芳保了出来。
谈及他这两回坐牢经历时，贾植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己生性开朗，什么也不怕，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历，坐牢也已经没什么感觉，像在外婆家一样。
“胡风是我的朋友”
当贾植芳第三次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外面已经换了天空，“人民已经翻身做了主人”。他拒绝了仕途的诱惑，选择了回复旦大学教书，担任中文系主任、专职教授，被誉为革命作家。
年院系调整，加强教师的政治学习，贾植芳是政治学习的大组长。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有重回监狱的一天。
年的5月15日是贾先生记忆犹新的一天。一大早,当时的上海市高教局长兼党委书记和市委秘书长找到贾植芳，直截了当地问:“你对胡风的思想作何表态？”
贾植芳说:“胡风是我的朋友。”
“他写了30万字向党进攻,你知道吗？”
“他只是为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向党提意见。”贾植芳这样表态。
“考虑”一直持续到晚上，贾植芳始终说，胡风是他的朋友。高教局长终于忍无可忍地宣布:“贾植芳停职检查，到公安局去交代。”
此后10年,贾植芳一直被关押在上海的第二看守所。直到年,形势有所变化,贾植芳的问题被当作了人民内部矛盾。
一天，贾植芳忽然被带上警车驶向法院，他不知道此去的目的，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到了福州路旁边的一所木头房子，认识贾先生的老法警让他休息一下，要了4两米饭、芹菜炒豆干。贾植芳吃了之后，又要了一份，他想，就是枪毙也要吃饱。
到了法院，贾植芳被直接带到二楼，他听到法院宣判:首犯胡风罪大恶极，已经伏法。贾植芳不知道自己会被判几年，也不想知道，他甚至一个字都没看，就在判决书上签了字。
过了一个礼拜，判决书被送到了复旦大学保卫科。一个姓彭的科长对他说:“我们将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争取重新做人，不能乱说乱动。”
贾植芳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可是，他还要在复旦的印刷厂改造，一改造就是13年。
戏剧人生
两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始终为贾先生的风趣、开朗所感动。虽然历经劫难，但是在他的言谈中,却听不出丝毫的抱怨。
贾植芳说，当年的“胡风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他们真诚、善良，为了理想而活,可他们都死了,至今为止只有他还活着，是开朗、豁达的性格成就了他。
在复旦印刷厂接受改造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说话。他出席自己的批斗会，同大家一起喊口号“打倒贾植芳！”——这是他练习语言能力的最好方法。劳动改造间隙，他照样去小饭馆来三两土烧酒、二两猪头肉犒赏自己。
“这个世界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情吗？”贾植芳反问。
活着还要活出自信，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都要相信自己。他跟记者提起，留学日本的时候，曾做过这样一道考试题:“你最崇拜谁？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他的回答是:“我崇拜我自己。”
贾植芳一生都在实践“崇拜自己，崇敬生命”的诺言，他寄语《瞭望东方周刊》，一个人在世界上，首先要身体好;其次，要先读中国历史，懂中国社会，懂中国国情;最后，一个读书人还要行万里路，各种经历都是人生的一大财富。
命运的承担者
他更愿意这样总结自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
一个90岁、国宝级的老人，他的家想像不到的简陋:身居底楼，没有铺地板的水泥地面，湿气很重，墙壁已经斑驳，床是铁架子的，还罩着城里人很少用的蚊帐，桌子是20世纪60年代的。
王智量教授是贾植芳的学生，他说，先生好抽烟，有学生送他好烟，他总是特别开心，可没人送他烟的时候，他就抽3块钱一包的次烟，至今如此。师母在的时候，弟子来访，无论贾先生的经济多拮据，他总要留弟子吃饭，师母也总能变着法子烧出几个好菜。
贾植芳在自己的一生中，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诲人不倦”，实践了“兼济天下”的使命。作为知识分子，他能忍受贫穷、颠沛、监狱，可他不能不说，不能不写。
“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过去那个年代逝去的知识分子，过着清寂生活，却对自己的事业无怨无悔的贾先生们，都是对朱学勤这句话最好的注脚。附：一生进过四次监狱
贾植芳一生进过四次监狱。第一次是年在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后入狱；第二次是年在徐州入日伪监狱；第三次是年和任敏一同被关押在上海中统局本部；第四次是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任敏也第二次为丈夫连坐入狱16个月。后来，贾植芳将自己的经历集成《狱里狱外》等书，回首往事，贾植芳自述：“有人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他们在生活中所上演的各式悲剧里，实际上正包含着积极的历史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
南方都市报：中国20世纪还有没有知识分子像你一样呆过四次监狱？
贾植芳：比较少。有个老外讲，一个人经历过两种生活就什么都不怕了，一种是打仗，一种是坐过监狱。我因为坐过好几次监狱，对监狱都无所谓了。有吃的，有喝的，又不花饭钱，不花房钱。还有保镖，有警务人员。监狱就像外婆家里一样。前年，电视台拍电视，请我到提篮桥监狱去了一趟，远东最大的监狱，英国人修的。以前我在那里住着，这回我是贵宾。
南方都市报：第一次进监狱时你还是学生，怕不怕？
贾植芳：不怕。那时候就19岁，大年夜关进去，好饭是吃不到的，一个老犯人跟我说：“你是政治犯，受优待，吃的跟我们刑事犯不一样，看守所欺负你人小不懂事，克扣你的囚粮费。”第二次开饭了，我就把窝头、咸菜摔在地上，说：“我是政治犯，我不吃这种饭。”后来他们真的给我重新送饭来了，四个花卷、一碗米饭、一碟炒肉，还有个鸡蛋汤。
南方都市报：第二次进日本人的监狱，怕不怕？
贾植芳：不怕。日本鬼子的监狱可以买酒喝。上面有人来检查，看守人员就说：“今天你不要喝酒了，上面有人来检查。”
南方都市报：第三次进监狱呢？
贾植芳：“一二·九”抓进去，是共产党嫌疑分子。年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进去，说我是共产党的忠实走狗。中统特务提了一个办法，让我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反共宣言》就可以出来，我拒绝了。90年代台湾开近百年中国文学国际会议，邀请我去，台湾《中央日报》讲：此人十分反动，30年代我们处分过他，40年代也处分过他，日本人也处分过他，他替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来了，也关了他多少年。
南方都市报：四个监狱有什么不同？
贾植芳：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厉害。国民党也好，日本人也好，北洋军阀也好，我坐监可以看书，家里可以送东西，看守的可以给钱让他给我买东西，可以吃大饼油条，一毛钱就给他两毛钱，最后那次坐监狱，不能买也不能送。开饭的时候我挑稀饭，可以多吃一点，中午饭都是菜皮烂饭，筷子都挑不起来。三年灾害的时候饿死多少人。60年代大饥荒，我饿得腿都肿了，肚子也快肿了，他医院住院治疗，医生开了“高蛋白”药方，就是米饭多一点，有黄豆芽、豆腐，吃了三块带鱼，吃了三天就好了，就消肿了。感谢人民政府，让我劳改十几年，把身体练好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才活到现在。
南方都市报：后来在监狱里能看书写东西吗？
贾植芳：没有看书。反右的时候，他们拿了一张名单，都是复旦大学的名教授：杨兆龙、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王恒守、张孟闻，问我认识吗？我说：“这些人都是同事”。他们问：“你看这些人是什么人？”我说：“这些人解放前都是教授，英美留学生。”用他们的说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问我：“你呢？”我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你倒蛮谦虚，你是反党反革命，你自己居然说你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年，已经关了我11年，要到法院去，在一个小房间，四两米饭、一个咸菜、豆腐干、一个鸡蛋汤。吃完了，问我吃饱了吗？我说，没吃饱。他给我又拿一份，我心里想：要吃饱，不要当饿死鬼。政治犯，随时可以枪毙。后来吃完了八两饭。他们对我说，你歇一下。后来到法院，审判长说：“开庭了。把老反革命分子贾植芳押上来。”在法院里判刑，戴着手铐，送到复旦大学保卫科，当劳改犯。年后就缓和，解除，年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当资料员，年才正式平反，由鬼变成人了。白毛女说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又变回来了。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胡风是什么样的人？
贾植芳：正直。他写三十万字，就是没写自己。后来胡风没想到人家会认为他反动，他自以为革命，革命成功了变成反革命，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后来掌权了，不受奖，还受惩。
南方都市报：胡风写的文章怎么样？
贾植芳：他写的还有现实意义。“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创伤”，很有意思。胡风后来精神分裂了，他受不了。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周扬是什么样的人？
贾植芳：周扬也可怜。他是代理人，是执行人。后来周扬、田汉、夏衍通通关进监狱，关了十年，我当时幸灾乐祸。很有意思，年把我们抓进去，年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出来了，左联的四条汉子进去了。年把四人帮抓进去。(笑)风水轮流转。周扬我不熟。“文革”结束后，他到处给人道歉。毛泽东最厉害，把这个人打倒，再把那个人打倒，各个击破，把我们都孤立，他高高在上。
南方都市报：你如何理解周扬在80年代的忏悔？
贾植芳：忏悔应该的，应该认罪，应该道歉。周扬平反以后也去看胡风。他到哪里都给人家道歉，也可怜，这就是“精神奴役创伤”。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理解舒芜年做的事？
贾植芳：卖友求荣。年他被打成右派，他原来当中学校长，解放后到上海、北京，不甘寂寞，把胡风的信断章取义。他是桐城派，是方令孺的侄子。
南方都市报：你在年2月8日的日记里讲，你到北京“由李辉陪同去看了舒芜，他变得我已完全不认识了，见了面得问贵姓”，那次见面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贾植芳：舒芜把我们卖掉，我们去看他怎么样，他老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学生活活打死。后来他说：“老贾，多年不见，请你吃个便饭。”后来牛汉打“那小子把咱们卖了，他花钱，咱们吃。”吃完饭，我们到琉璃厂逛书店，大家一句话不讲，舒芜看太沉闷了，就跟我讲：“老贾，我本名叫方管，管是管理的管，竹字头，而你过去写成草字头。”我说：“我写得对，你小子草菅人命。”后来在书店买到一本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写上：“某年某月某日，与植芳兄、牛汉兄、绿原兄在前门饭店午饭，饭后步行至此，购得此书为念。”附：他一生经历四次牢狱之灾，但妻子始终对他不离不弃，让人感动的是俩人连一纸婚书都没有，但是二人用实际行动履行了婚姻的承诺，在历经各种困难后，终白头到老。贾植芳年，贾植芳出生于山西的一户商贾之家，家境较为殷实。从小贾植芳就很有文学天赋，在15岁时他以笔名“冷魂”开始尝试写作，并将短篇小说《一个兵的日记》发表在《太原晚报》上。年，拥有爱国思想的贾植芳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但也导致了他第一次入狱，此时他才20岁。幸好贾植芳有一个有钱的伯父，他的伯父用了银元和50两鸦片烟将贾植芳保释出狱。贾植芳出狱后，家人担心贾植芳会再次出现不测，便安排他前往日本留学。留学期间的贾植芳也丝毫没有放弃写作。年，贾植芳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发表小说《人的悲哀——自一个记忆》。由此，贾植芳认识了自己一生的挚友胡风。抗日战争爆发后，贾植芳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国，后被派往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区抗战前线，担任陆军的日文干事。贾植芳与任敏这一工作就是五个年头，直到年，已经26岁的贾植芳在终身大事上依然没有着落，26岁没有成家，在当时已经属于大龄青年，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为他着急。缘分这个事情很奇妙，也许不经意间就会遇到自己一生相伴的人。就在这一年，贾植芳通过崔姓同学认识了正在西安商业专科学校读书的任敏。两人一见如故，很快走到了一起。没有结婚仪式、更没有法律上的婚书，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可惜，好景不长。年，贾植芳进入汪伪政府工作。年，由于暗中从事抗日策反工作被发现，被拘捕了三个月，直到日本投降后，贾植芳才被释放，这也是贾植芳的第二次入狱。出狱后的贾植芳与妻子任敏来到了上海，贾植芳在专心写作的同时，他还帮助好友办杂志。这期间贾植芳生活安稳，身边有妻子相伴，是一段幸福而美好的时光。贾植芳与任敏合影可是好景不长，年9月，因为贾植芳给进步学生写文章，中间提到了敏感话题，又被逮捕入狱，这是贾植芳的第三次入狱。在狱中，贾植芳虽然身材瘦小，但是为人正直，拥有一身的傲骨。无论他人如何严刑逼供，贾植芳都没有表现出屈服。最后贾植芳在同学的帮助下被保释出狱。虽已历经三次牢狱之灾，但贾植芳身上所表现出的文人傲骨却愈发的坚强，他坚决不为金钱折腰，拒绝进入仕途，而是坚定要与文为生，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后来，他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一职，工作之余，贾植芳还翻译了多本国外名著。贾植芳夫妇（前排中间）与友人解放后的这段日子，是贾植芳的翻译和写作事业的辉煌时期。可是好日子又是没过上多久，自己就等来了第四次牢狱之灾。但这次牢狱之灾与前三次都不同，这次他失去的是二十余年的自由。年，贾植芳受到好友胡风的牵连，被捕入狱，连他的妻子任敏也没有逃出被牵连的命运，当时很多人劝任敏与贾植芳划清关系并离开贾植芳。但是任敏拒绝了亲朋好友的劝阻，她愿意与贾植芳同甘共苦。任敏确实做到了，她最初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的农村当小学教师，而后又被关进监狱。直到年，任敏才出狱。虽然因丈夫牵连，入狱8年，但任敏对丈夫没有任何怨言，出狱后的任敏依然坚持等待丈夫，她选择回到了贾植芳的老家山西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贾植芳夫妇为了让狱中的丈夫了解自己的情况，任敏就给贾植芳邮去了一些家乡的特产。这是贾植芳与妻子任敏分隔八年后，首次有了联系。对于这段经历，贾植芳曾回忆说：“年10月，我在狱中突然收到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当时任敏在农村生活的很苦，她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马厩里，耐心等待贾植芳出狱的消息。年，当任敏获准首次探亲的时候，任敏激动不已，她东拼西凑才凑够了去上海的车票钱。此时，两人已经阔别了十一年。任凭岁月流逝，俩人的感情依然情比志坚。贾植芳夫妇这期间的贾植芳先后经历监禁、劳动改造，身心受到巨大折磨。直到年，贾植芳恢复了自由。他再次回到复旦大学的中文系进行工作，其妻任敏也被调回到了上海就职。这一年，贾植芳已经62岁。从年二人分离，直到年，23年的时间，两人多数都处于分离状态，但是岁月和命运依旧没有拆散二人。年，贾植芳被平反，此后的时间里，俩人相濡以沫，携手度过了余生。贾植芳夫妇年，任敏患病，经医院诊断为脑中风。在任敏生病的5年里，昂贵的医药费几乎压的贾植芳喘不过气来，但生性要强的贾植芳从未向亲朋好友吐露过一句怨言，而是整理起了自己的旧稿、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各类散文。他一边照顾妻子任敏，一边伏案写作，利用稿费来挽救妻子的生命。据一直照顾任敏的保姆回忆说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夫妻！每天清晨，贾植芳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任敏房间看她。看完后才刷牙洗脸；每个晚上，贾植芳都会将任敏的脚放在手里，搓到热了才放进被窝。走时，还要摸摸任敏的额头，像嘱咐孩子一样：‘任敏，睡觉了’。”年，任敏病故。在妻子任敏的追悼会上，贾植芳突然跪下，朝着妻子的遗照说道：“你等着吧，我会来看你的！”这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潸然泪下。贾植芳与夫人任敏任敏去世后，贾植芳的余生就在思念妻子中度过。他一直保留着任敏的房间原貌，就连房间里的小摆设都没有动过。贾植芳知道任敏喜欢喝酒，就每天中午来到这间屋子对着任敏的遗像喝一杯酒。年，贾植芳因病去世，享年92岁。贾植芳先生与妻子任敏之间的爱情，令人感动。俩人携手走过了不平凡的一生，虽然在结婚时没有轰轰烈烈的婚礼、没有一纸婚书，但是两人的感情却始终如一。爱情，有时很简单，并不需要华丽的婚纱、热闹非凡的场景以及让人惊叹的彩礼做装饰。贾植芳与任敏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婚姻的承诺，其实，最美好的并不是步入婚礼殿堂，而是慢慢变老，携手看夕阳。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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